Page 9 -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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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旭 王 军 史 睿 包菊香: 理群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字平台构建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书目本体为古籍资源的描述与组织提供了研究基础,例

如 DCMI(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FR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aBiO(The FRBR-aligned Bibliographic Ontology)和 BIBFRAME。 这些书目本体不仅提供了通用的描
述框架与具体的描述词汇,还促成了对文献资源的抽象概念与具体物理存在相区分的普遍理解。 一
些机构和学者基于上述本体框架对古籍资源进行描述,将馆藏古籍书目数据转化为更富含语义的开

放数据或知识库。 如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 数位文化中心以 2016 年发布的 BIBFRAME 2. 0 为基

[8] ;上海图书馆为建设“中文
础,构建了“古汉籍善本知识本体”(Chinese Rare Book Ontology,CRBO)
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 ,提出了一个旨在涵盖所有古籍的中文古籍数据模型(以下简称“古籍
①
[3] ;欧阳剑等借鉴 FRBR 模型,通过构建包括“书目”“版本”“责任者”与“地名”四种
循证知识模型”)
实体类型的数据模型,支撑大规模古籍知识图谱的开发 [9] 。 还有研究关注特定类型古籍内容描述,
如涵盖“诗歌—诗人”概念模型和“时空经历”概念模型的唐诗知识模型 [10] 及关注历史事件信息在空
间和时间层面重组的年谱本体 [11] 。
在现有研究中,以本体为基础的知识模型,不仅是知识库构建的必要条件,也是数字平台开发的
基本依据。 尽管区分古籍的“作品” “版本” 和“单件” 的概念在资源组织任务中被赋予了意义与价

值,但讨论不同概念的关联与关系的研究却很有限,使得资源描述方案无法与应用实践契合。 此外,
虽然各种案例研究展示了古籍资源知识组织的潜力和优势,但以面向互联网的信息资源组织框架为
基础构建的古籍描述知识模型缺乏准确性、系统性、可解释性,不仅难以直观地理解汉文古籍的内在
逻辑,也不便于知识模型的拓展与复用。

2 基于知识模型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字平台构建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字平台不仅需要充分体现《名录》收录古籍的代表性、珍贵性,也需要兼
顾系统设计以确保《名录》内容可友好获取。 二者都对数据描述、处理、组织的深度与广度提出了较
高要求,其中,知识描述与知识表示起着奠基性作用。 一个系统性的古籍知识模型可以从概念层面定

义描述框架,从数据层面规范处理流程,从系统层面确定信息架构。
2. 1 知识模型设计需求
《名录》作为古籍目录的一种特定类型,它的描述、组织与传统古籍目录同中有异。 已有的古籍
目录资源数字化项目虽然涉及知识单元描述、知识体系构建等方面,但大多仍处于对古籍进行通用描
述的初级阶段,未能挖掘特定古籍目录的深层特色。 对《名录》数据的描述则需要融合古籍目录资源
组织的通用理解与实践工作,将“作品”“版本”和“单件”的概念区分与描述资源特色、辅助资源关联

及应用结合起来。 此外,与较有代表性的 “古籍循证知识模型” [3] 、“古汉籍善本知识本体” [8] 和“大
[9] 相比,《名录》 所涵盖的“古籍” 概念范围更大,既包含
规模中国历代存世典籍知识图谱框架模型”
上述知识模型所描述的“汉文古籍”,又收录了更多形式的古籍,例如简帛、古地图、敦煌遗书等。 “古
籍”概念的扩展,带来了“古籍分类”的拓展,单一的基于内容的分类(如四部分类法)已不能满足古籍
描述、组织的需求,这不利于古籍的深度挖掘与利用。 为体现《名录》收录古籍的特色,并对其进行细
粒度描述与组织,在设计《名录》知识模型时应考虑其目的、内容、结构和功用上的独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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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January,2025